荷缘捕鱼农家院带你了解白洋淀的文化

白洋淀是一幅最令人心醉神驰的北方水乡风景画，她的柔美迤逦早自遥远的地质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，而其变幻多姿的外在体态和浓重深厚的文化色彩，正是由于其历经沧桑、长久历史涂抹和积淀的结果。
自古以来的文化统一体
白洋淀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或为“祖泽”，《水经注》记有大埿淀、小埿淀，也即大渥淀、小渥淀，西晋时称掘鲤淀，北魏时称西淀，北宋至明嘉靖间称西塘，并出现“白羊淀”名，为史载容城、雄县、安新间九十九淀之一，此后称“白洋淀”。清代，统称西淀。因白洋淀本淀面积居诸淀之首，故今总称白洋淀。
白洋淀历史文化具有典型的时空连续性和地方发展特征。这里的原始文明从北部地带的涞源、涞水、易县、徐水等地，向容城、安新、定兴、涿州、任丘、蠡县等白洋淀及周边地区延展和扩张，许多史前聚落不断发展，又连同更多新出现的聚落一起，延续发展成为夏商文化，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，在保留和延续发展原有文化传统和区域特点的同时，由于文化传播的结果，接受了来自于燕山南北文化的渗透，并传递于中原，迎上来自山东海岱地区的文化碰撞，并与晋地文化连在一起，进而与之互相交流融合，形成白洋淀古文化独特而开放的基本特点，占据保北与燕山南麓文化、海岱文化、中原文化、晋文化交汇的位置。
白洋淀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保定徐水南庄头先民早在约距今1万年左右即定居在淀区上游，作为“中国粟作农业起源地之一”，他们传承发展了北京房山山顶洞人的骨角器制作技术，与北京怀柔转年、张家口阳原于家沟一起书写了中国北方陶器烧造的最早历史，驯养了家猪，填补了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至磁山、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间的空白，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上限拓展到了万年以上，其原始农业、原始家畜驯养、原始制陶和原始聚落的起源或产生，成为中华文明起步时期显著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之，易县北福地，容城的上坡、午方、东牛、北庄、北城以及白龙等地，安新梁庄、留村以及申明亭、辛庄克、张村、涞城遗址，任丘市哑叭庄，蠡县百尺遗址等，以更加丰富而典型的文化遗存，续写了白洋淀及周边地区文化的基本内涵；今白洋淀以西以北容城县的容城镇、东牛乡、张市乡、小里乡、八于乡，以及晾马台乡，今安新县的端村镇、三台镇的许多地点，白洋淀以南高阳县的赵堡店乡、于八乡、小王果庄以及旧城镇等地，白洋淀以北以东的霸州、任丘、文安、大城等县市，发现众多先秦时期的遗址，不仅连续不断发展的区位特色不断丰满和完善，而且燕南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特点明显，而燕南特征更为突出。京津雄安是自古以来的文化统一体，成为今雄安新区设置的考古学注脚。
制度文化
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直隶地方制度文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。清代，直隶保定集省府道县于一身，在各地府县中具有特殊性，对其治理和建设，具有国家制度文化建设之意义，而白洋淀位居保定下稍，沟通淀河上下，又处在南北官道必经之地，上赴京师，下达江南，西连省城，东通津港，为畿辅关钥之所，这里的社会安定，民心导向，直接关系京师稳定和全国局势，尤其以淀河治理为核心，白洋淀水域治理牵涉治吏与治民、秩序与规则、信仰与教化、习俗与风尚等众多问题，成为畿辅地方社会秩序调整的关键抓手和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。
有清一代，省府道县水利乃是地方第一要务，对淀区与水相关事务的处置尤其精心。康熙、乾隆曾频繁出现在淀区及上下水域，一方面，以清河道署的设置为转机和标志，道员专职直隶地方水利管理事宜，使直隶水利管理权与直隶总督职权并行，职官制度改革与体制机制建设同时推进，具体则表现为皇帝亲巡淀河水利，亲自督查和检视设施，指导和垂范地方；另一方面，对相关官员的选拔，讲求简用得人，奖勤罚懒惩贪，使职官职责具体明确，初步形成了建设与督察同行，礼仪与民风共建的制度运行机制。同时，一系列政治、经济决策和军事、文化活动，以督查吏治、管理河工、农田水利、水围练兵、祀典淀神、联匾诗赋等形式出现，旨在宣教布政，教谕官员，垂范政风民风，安定地方，属于畿辅制度文化构建的关键环节，具有符号和教化寓意。
关于白洋淀区及上下淀河的治理规划和措施，种种思考，正是在出巡期间加以整理，做出决断和推行下去的。白洋淀水域诠释着直隶水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，是清初吏治建设与地方治理政策的一部分，成为传递政治信息，统筹畿辅乃至国家规划的重要路径，成为统治者乡村控制理论、方法和技术的直接来源。白洋淀第一次将有关于清王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民教、文学等诸多方面，与直隶地方事务一起，蜂集于此，使之事实上成为京师之外朝廷决策机务的又一重地。
经济文化
白洋淀人民依托淀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水经济。白洋淀水域辽阔，水源充沛，水质清新，川流不息，流域内河淀相通，河海相连，淀洼不分，使其具有江河平原动物区系与海河水系鱼类的共同特点，水产品的产量、经济价值均极高。植苇种蒲编织是白洋淀区百姓经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，由此“日进斗金”，饭稻羹鱼。自唐宋至明清，白洋淀的苇席、苇箔贡额巨大。故淀区上下家家以织席捕鱼为生，成为传统。
白洋淀自古有舟楫之利，形成了以白洋淀及上下水域为核心和主干道的航运网，成为津保间航运中转要道，为冀中华北，京津各地，内河外埠，中原山东，乃至江南各种物资的运营与交流，提供了一支重要的生命线。
以白洋淀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航运交通网，不仅承载着水上人家的生活方式，而且还担负着历史时期繁重的漕运和经贸任务。宋代以前，白洋淀水域航运舳舻衔尾，舣万艘于水，成为北方漕运中转的关键枢纽。宋代，航线沿上下河道伸展，不仅使西起保定、东至天津泥沽海口，东西长达九百里的华北内河主干道航线建立起来，而且淀区各军镇通河航线向外扩展，四通八达，白洋淀初现此后千年间航运交通雏形。这条航道也保证了金燕京的供给。元明以来，东南物资以大都北京所需为务，商品贸易市场随之不断扩大、繁荣，天津迅速成为北方沿海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和当然的物资集散中心。明清时期，经白洋淀大清河一线分拨到保定、雄县、霸州、固安、易州等地的漕粮及商舟盐楫贸易更是频繁，淀区及周边一带绝大多数外运棉花和棉织品，由水路运往天津，热销占全国各地之半的各色棉纱、布料和人造丝织品，绝大多数是先经淀区航运网转运绎散。至近代，津保之间的货物三分之二靠这条航线水路运输，杂食、棉花、纺织品、煤炭、花生、皮毛、瓷器、药材及建筑材料，每年运量巨大，淀河上下河岸及周边地带日常所需其他消费品、食盐、日杂百货，以及砂糖、面粉、煤油、洋杂货物等，均由天津装民船水运输送内地。
白洋淀以其宽阔的胸怀和舒展的四肢，承托起长达千年、四通八达的水运网，航运经济发达，舟车交辏，水行陆走，无往不通，贸迁有无，可殖厥货，而无往不利，故人物熙熙，生涯易足。航运贸易的发展，劳动地点、工种、观念和性质的改变，深刻地作用于白洋淀文化，使之平添奔忙与创新的驱动力，兼有了开放与融通的特质。